g8又名八国集团。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是指八大工业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及俄罗斯的联盟。
第八个成员国俄罗斯于1991年起参与G7峰会的部分会议。1997年，俄罗斯被接纳为成员国，正式成立了G8峰会。但其并非一个严密的国际组织，以往被称为"富国俱乐部"。
随着20国集团架构的日趋成熟，并为了反映新兴工业国家的重要性，G20集团成员国的领导人于2009年宣布该组织已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g20又名二十国集团。20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G8)的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
该组织的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按照以往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
G20的成立为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应对经济危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带来了新动力和新契机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这也是中国首次举办首脑峰会。
国家数目不同，g20新增了发展中国家。
G8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通常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G8是全球治理的中心力量，峰会的决议能够给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提出应对方案，能够塑造国际秩序或引导国际制度的改革。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G8的首脑会议是一种相对松散的论坛性质，总是原则性的表态多于具体措施，意向性的倾向多于实际的行动，各国互为伙伴又互为竞争对手，矛盾不断且难以协调是G8会议面临的局面。
G8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能片面的一概而论。由西方经济最发达政治制度最成熟的大国组成的G8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作为西方大国协调世界事务的重要组织机制，G8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政治事务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尤其是冷战后G8通过“成员扩大、议程增设和机制深化”，力求向“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转变。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冷战结束后至今，国际格局走出了美苏两极对峙状态，随着国际格局的多元化以及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G8关注的议题在不断增加，由全球化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出现在G8的讨论日程中，G8开始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协调机制向全球治理中心转型。
政治上，吸纳俄罗斯，俄罗斯从前作为七国集团的对手和挑战者，它的加入标志着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加强了G8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提高了它的地位，推动了它转型的步伐；引导东欧国家民主转型并且加强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关系密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经济上，在建立国际金融体制、稳定金融秩序的进程中，G8的首脑会议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3年，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长期有效的“应急筹款机制”，对完善和发展MF和WB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5年，G8峰会关于为最贫困国家减免多边债务的决定，为国际金融机构放弃将近560亿美元的债务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和安全问题上，伊朗、朝核、巴以冲突问题和全球能源、疾病预防、安全问题，都被列入了G8的讨论日程。努力向全球治理中心靠拢的G8，不断扩大其关注的议题。然而议题的扩大不代表G8能够很好的协商并找出解决的对策。
G8的强权色彩和排外性，给国际关系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伴随着G8传统经济治理失灵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积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却进一步引发反全球化运动的不断高涨等。G8能够发挥出的作用被自身的协商机制和各国追逐的利益不同所限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了作为全球治理中心力量的G8沉重的一击，再一次表明G8已无法有效的控制世界局势，危机爆发后由G8一手创立的G20逐渐上位，G20的发展对G8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G8将在国际经济事务上退居次席，转为主要关注国际安全、外交等问题。但G20的兴起并不意味着G8将要销声匿迹，G8仍然拥有强大的物质性权力资源和巩固的政治凝聚力，所以G8还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重大的国际战争和国际危机是引发国际关系发生结构变化的两个根本性因素。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G20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力量，G20首脑峰会正式制度化，并被提升为国际金融体系最主要的治理平台。
首先，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加强了传统国际机构的全球治理力度和行为能力。
2008年G20伦敦峰会公报宣布，向IMF、WB等国际机构提供了1.1万亿美元的“补充资金”，以缓解其资金困难。为帮助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的发展中国家，并提供贸易和基础设置的融资；G20决定向IMF追加总额为5000亿美元的贷款储备金，一次性增发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加强了IMF的公共属性，重建了IMF在发展中国家心中的形象。除此之外，G20集团峰会达成了对金融机构加大监管力度的共识，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了对银行和金融产品监管的职责，囊括G20全体成员，代表性扩大。
其次，制度化下新兴国家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地位巩固。由于西方国家垄断的世界经济决策权发生了变化，G20峰会中，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同等身份参与了国际金融治理，共同商讨治理金融危机的政策。G20匹兹堡峰会确立其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论坛，标志着国际金融权力结构的转移有了制度化的确认。
最后，各国达成联手刺激和扭转国际经济失衡的共识。在全球经济失衡且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各国领导人承诺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抵消全球经济几十年来最剧烈的减速。
华盛顿峰会上，中国作出了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以刺激经济复苏的决议。
伦敦峰会上，各国决定共拿出5万亿美元的“联合国财政扩张计划”，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10%，如果危机恶化，各国还会出台补充刺激方案。
多伦多峰会上，期望发达国家通过提高国民储蓄率来解决过高的财政赤字问题，同时保持市场开放，强化出口竞争力。
对于贸易顺差国，峰会指出当务之急是摆脱对出口的过分依赖，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
英国智库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奈杰尔·英克斯特认为，G20作为一个机构正日趋成熟，它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方面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
G20在08年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崛起是全球经济体系转型的开端，它作为新兴的国际对话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它有利于新兴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借此更有效的捍卫自身的权益，促进自身的发展，将有利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G20作为一个不够完整的国际组织，松散的制度形式使它无法保证组织的运行效率和协议的执行力度。在后金融危机时代，G20面临着治理乏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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